打医、辱医等事件不断发生，医患双方的尊严都被撕裂。
医疗改革是近几年的重点工程，可称为“三基工程”，即十二五报告提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、基本药物制度。从数据上看，医疗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：2011年，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。国务院医改办公室透露，截止当时，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已达12.7亿人，覆盖人数占总人口的95%，全民医保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，并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医保网。在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十二五规划中，目标是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在2015年达到人均360元;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目标已经达到人均280元。
如此大的成就，却因医患拳脚相交中吹来冷风。
医疗资源分配不均，去医院让普通人头痛，为亲人看病早上五点排队，发现排队人员已绕了某知名医院三圈。
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2011年7月披露，中国千人医生数为1.7，在世界上排第60位，高于人均GDP排名，参考新加坡(千人医生数位1.5)，韩国(1.7)和日本(2.1)这三个亚洲发达国家，中国总体上并不缺医生。中国高档仪器设备和大医院设施已经超英赶美。瑞典是发明PET-CT的国家，但只有一台PET-CT在临床使用;实行全民医保的加拿大只有9台CT在使用。中国的仪器设备更不稀缺。
政府大量出资，效率却不高。《福布斯》杂志最新报道，2009年，中国宣布计划投资1,240亿美元推行医疗改革。四年以后，中国政府实际花费超过3,710亿美元。单单在资助与医疗保险、公共卫生、公立医院改革相关的项目以及强化社区医疗保健机构上，中央政府已斥资1,000亿美元。政府大量拨款，民众仍然不相信社区医疗机构，这部分资金就会成为沉没成本，病患只相信大医院，宁可排队也不愿意到附近就医。
市场化的民营医院在多数情况下不受信任，患者认为他们惟利是图，私立医院常常被贴上老军医的标签，到私立小医院就诊意味着低收入阶层患上难以启齿的疾病，是对自己对亲人不负责任的行为。
《福布斯》发布的数据是，政府卫生部门依然是公立医院的所有者和总经理，90%的门诊和住院服务仍然由公立医院提供，即使在全国有43%的医院由非公有实体拥有。在非公有医院当中，80%由福建省一个小镇的农民控制和所有。其中，大多数为小诊所，员工都是些退休医务工作者或者冒牌医生，患者不信任非公有医院，是因为这个受到忽视的行业在实践中未能建立基本的行业标准，劣胜优汰，信用败坏。近年情况有所好转，2013年开始，大资金频繁进入医疗行业，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对于大规模进入医疗行业的公司给出了高估值。
公立医院的信用与效率也在败坏的过程中，如果不执行严格的控制，未来可能跟食品一样遭遇信用危机。
大量的医疗资源被分配给了权贵阶层，少数人把住院当疗养，由于难以得到具体数据，只能说二八效应适应于这个行业，80%的资源分配给了20%的人。
公立医院拨款不足，难以取代以药养医。政府资金仅三分之一流向需求方(比如，患者和消费者)，三分之二的资金投入到供应方(即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)，但对公立医院营收的贡献仍不到10%。政府只动用这笔经费的2%来推行基本药物目录(根据该目录，公立医院将以零利润率出售这些基本药物)，远不能弥补公立医院因采纳这项目录所面临的潜在经济损失——据估算，损失大约是目前政府投入资金的十倍。
医院以药养医还是常态，滥用抗生素就是典型例子。因此，北大江宇博士质疑，中国抗生素用量超过世界平均八倍，从1978年到2006年，中国医疗需求增加了200倍(实际上把费用当做了需求)，所以需要增加供给。但是，除非中国人发病率比1978年增加了200倍，否则怎么会增加200倍的需求呢，难道又变成东亚病夫了?医院用药量大，患者没有基本常识，动辄输液，孕妇动辄剖腹产，导致医疗资源的绝大浪费。为了弥补医疗资源结构性短缺，以及信用度不足，新行业应运而生，国外就医越来越多。
医疗改革与养老体制改革一样，资源不足的背后是结构性不足，浪费与紧缩并存，结构性不足的背后是公平度不够，看病难与无度占用资源并存，开拓市场资源时又无法建立信用与专业的筛选体制。
什么时候中国医改成功，养老体制改革也就成功了。动拳头不可能提升医疗质量，打向医生的拳头也在打向患者。